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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當我們觀看印度的性侵新聞，深信台灣的情況比那邊好上許多，在某個程度上或許是如此，畢竟如果一對台灣男女晚上八點多被襲擊，大概沒有人會攻擊他們一同外出的行為本身敗德。
但我們也別忘了，所謂「恐怖情人」與這些「印度之子」的攻擊動機是類似的。出自同一種保守的傳統父權勢力，他們看見一個情感與身體自主的女性，意識到除了用暴力之外，他們沒有辦法控制對方，出自於這種挫折與無力感，他們用強暴來羞辱這些女性。同樣的，他們要傳達的訊息也是類似的：妳不可以比我自由，我不允許妳有自主的慾望、身體的自由。
我們也不要忘記了印度人回應該慘劇的方式是一波波地走上街頭，要求政府正視性暴力問題、鼓勵女性出面指控性侵、反對污名化受害者、呼籲加強性別平等教育；巴士性侵案發生後，性侵通報率已經大幅提升35%。
那我們又在做什麼呢？一次又一次，我們指責受害者，我們為加害者辯解，我們逃避社會為這些案件層出不窮該負起的責任，我們說這都是笨女孩與怪物的錯，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是安全的，只要我們緊緊地綑綁起自己，在暗巷不斷倉皇回顧，永遠不得安寧。
我們真的比印度好嗎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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